“九一八”事变距今已有整整八十八年，从1931年的这一天开始，中国东北沦于敌手，数千万同胞终日苟活于侵略者的刺刀和铁蹄之下。

六年之后，日本人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妄想将整个中国沦为它的殖民地，妄想奴役每一位中国人。

这六年时间，国民党政府在干什么？在利用仅有的时间积极备战吗？

消极，是国民党对日政策最大特点，无原则地一再忍让，寄希望于“国际公理”。

“九一八”事变后的政治，军事，外交，社会等方面文章已有很多，但对于国之根本--粮食，却涉及甚少。国军，国军，说得战争好像只有军事问题一样。

“民以食为天”，无论是工业国还是农业国，没有粮食保障做基础，一切无从谈起。

“足兵足食”是战争最基本条件之一，但是，这项事关中国存亡的战略计划，国民党政府却一直没有去做。

反观日本政府和陆军省，却紧锣密鼓地利用各种渠道去充扩军粮。
南京政府除了官样文章之外，对实质（战争）准备则噤若寒蝉，生怕刺激到日本人的神经。

南京政府的粮食部是什么时候成立的？1941年7月1日（九一八爆发十年之后），在此之前，中国居然没有统一的粮食政策。

粮食问题与军事问题一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

只要基本了解下国民党的粮食政策，就能知道中国人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是根本指望不上的。

粮食的严重性在于：

一，如何保证粮食不成为日本人的军资？

二，如何能供给军队需要？

三，如何避免奸商捣乱中国粮食市场？

四，如何在征兵大量增加时仍能保持粮食产量？

五，如何让中国粮食能适应长期抗战？

这六年来，中国有识之士大声疾呼要尽早尽快做好粮食准备工作，全面战争肯定会爆发，不要等到那一天再去手忙脚乱。

日本人的粮食策略：

一，收购中国廉价粮食，充实日军给养。

二，破坏中国粮食市场。

三，纠合汉奸买办，供其驱使。

日本人先在芜湖进行试探收购，没有遇到任何不“友善”阻碍，然后范围扩大到蚌埠，无锡，九江，徐州，汉口，济南，开封，天津，保定及平汉路沿线。

对于长江流域新米收购中心--上海，日本内阁则拔出专款在上海设立了粮食运输株式会社，并在舆论上极力淡化军事意味，强调经济贸易。三井，三菱，吉田等日本洋行，委托上海米业公会，杂粮公会中的买办采购。

蒋介石看不到粮食问题重要性吗？他当然知道，但就是不去制定强有力的粮食安全计划。

他直到1934年才在南昌行营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粮食工作会议，责令行政院筹建全国粮食部（局），然而这一建，就建到了1941年，他的能力都写在日记里。

粮食部先拖着，行政院让财政部搞了个“七省粮食运销局”，总部设在上海，请总商会会董顾馨一主事。

顾馨一是粮业大买办，杂粮同业公会主席，他是帮日本人购粮牟利的。

请一个反对中国粮食统一管理的顾馨一来管理七省粮食，这不是笑话吗？很快这个局便无疾而终，全国粮食工作还没开始，便已结束。

顾馨一1937年之后就当了汉奸，成了伪上海市民协会主席，干的还是老本行--为日军筹粮，后来被戴笠派人暗杀于上海。

想要部署全面抗战准备工作，就必须要有全国统一的粮食管理制度，而蒋介石并没有认真去做。让顾馨一这种人来主持粮食工作，不就是间接害死中国抗战将士吗？

当时中国粮食最大问题有三个：

一，运输。

二，贮存。

三，积谷。

运输：

广东，浙江，江苏，湖北，山东等省缺粮，而四川，湖南，江西，福建，广西等省有余粮。

一些地方米贵如珠，一些地方价贱如泥，像湖南武冈，东安连年丰收，谷价却越卖越低，运到沿海售卖，卖粮款还抵不上交通费，日本代理商轻轻松松就可以用低价将米谷买走。

沿海省份却习惯从越南，泰国进口大米，为什么南京政府不去提高运输能力，仅仅是财力问题吗？战事一旦爆发，不还得依靠国内运粮。

一，买办粮商根本不愿意投资道路建设，保持运输困难，粮商才能压低价格，再转手给日本人赚差价。

二，财政部通过进口大米，一年可得一亿元左右的关税收入，而且经手人还有佣金可赚。

从贸易立场来说，这无可厚非，但在当年日本人积极备战的情况下，这无异于自杀。

贮存：

长江各埠（上海，镇江，南通，南京下关，芜湖，九江，安庆，汉口，湘潭等地）必须尽快建立由国家管理的现代仓库，清朝仓库网早已破败不堪。

国民党政府呢？慢慢来。

1936年8月《大公报》刊登中国昆虫学家、蜱螨学家，川大教授忻介六（解放后为复旦教授）文章，指出中国粮食安全存在严重危机， 日本陆军省储粮保质可延长十年以上，而中国只有一两年，国防危矣！

9月28日，浙江省粮食方面负责官员沈松木撰文答复，他承认中国的贮粮制度并不是从国防出发，而是用于“散放，平粜，贷与”，根据法令，中国粮食“不能久存，也不可久存”，无奈之情跃于纸上。

专家学者和技术官僚都知道粮食贮存意味着什么？但问题根子在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身上。

忻介六指出，江西库存粮食有一半被病虫害毁弃，这些都是中国农民的血汗。

中国人是建不好粮仓吗？问题没这么简单，这是个利益问题。

以杭州来说，打报告给南京说要建仓库，一大笔经费批下来，却只建了南向小洋房三栋，根本不适合贮粮。

钱哪去了？地方贪腐是全国普遍现象，“虫”害肆虐。

积谷：

更不用说，国民党县级政府是通过土豪劣绅，地主恶霸来向农村征粮，巧取豪夺，根本不顾农民利益。因此积谷速度慢如蜗牛，甚至比不上咸丰年间。

运输，贮存，积谷三大问题，国民党政府没一个能解决，就这么烂着，烂到抗战全面爆发，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1940年11月12日，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全国粮食会议，痛骂地主，奸商“藏粮自私，不明大义，是可恨也！”，然后才有了粮食统制政策，才有了粮食部。

1936年傅作义率部在绥远抗敌，每天电告南京粮食短缺，将士饥寒难耐。南京复电：就地取粮。国民党有什么脸去骂别人不明大义？

网上以前有很多文章说日本单兵口粮配备情况，惊讶其营养丰富，而国军则忍饥挨饿，反差的背后有着极其深刻的原因。

舆论上，汉奸们极力鼓吹运粮赴日正当性，组团前往南京请愿，要求行政院不要干涉粮食出口，不要听信那些“粒米不给日本”的仇日言论。

中国人“仇日”？1923年9月1日关东大地震，第三天中国就全国动员，放下仇恨，为日本人捐粮捐款。“新铭”号运送的大米和白面是日本接受到的第一批国外援助物资，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是第一支抵达日本的国际救援队，京剧名伶一天赈灾义演便筹款5万大洋，上海各小学都成立了小学生 “恤邻募捐队”……

日本人的回报是什么？八年之后，日本人用“九一八”来“报恩”。

网上有人在拼命鼓吹日本人懂得感恩，《日本人擅长感恩的特质从何而来?_》《日本感恩教育无所不在》 《为何说日本人是感恩还债的一生?》……这种狗血文章经常可见，差点我就信了。

1931到1937，那六年国民党一事无成，未战先败，既没有抗战意识，也没有抗战决心，谁能领导中国人民起来抗击侵略者？

粮食问题今天也一样重要，但汉奸也不缺，不是有人喊着让中国放弃耕地红线吗？

九一八，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想用忍让来满足对手的欲望，用惨状来博取友邦的同情，想都不要想。

想要和平，就必须拥有足够摧毁对手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