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石
众所周知，罗马教廷是全世界天主教的中枢，理论上，世界各地的天主教机构，皆为罗马教廷的分支，受罗马教皇领导。到现代社会，罗马教廷与时俱进，在政治上构建了了“梵蒂冈”这样一个主权国家，以便更好的适应现代国际政治。
在欧洲各国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国家——梵蒂冈。虽然其占地只有0.43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但其影响力却无比巨大——作为从罗马教廷演化而来的宗教国家，其一直是全球天主教的首脑所在。而为了适应现代国家形式，全球传教并负责天主教事务，梵蒂冈也跟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不过，这里面也有例外——比如中国，就一直没有跟梵蒂冈建立外交关系。
为什么中梵一直没有建交？表面看，是因为梵蒂冈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而且中国一直奉行无神论，与有神论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梵蒂冈作为一个为宗教服务的国家，中国不与其建交似乎也正常。。
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虽然中国是无神论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有神论就没有生存空间了，事实上、有神论从古至今都在这片土地生存，宗教也从来没有消亡过，所以，单纯因梵蒂冈的宗教属性，就导致中梵隔阂，这个并非事实。。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阻碍了中国与梵蒂冈建交呢？
最直接的，是梵蒂冈在2000年时的一次封圣逆举。时任教宗把一些近代在中国活动的传教士和教民封为圣人，而这些人大多协助西方侵略中国，罪恶滔天。梵蒂冈此举，是对中国人民感情赤裸裸的侵犯。
由于教廷一直奉行“教宗无错误”的教条，故哪怕后来教廷意识到此次封圣不妥，但木已成舟，也无法撤回。这就成为横亘于中梵二者间的一个死结。
但原因仅就于此么？
非也！当然，“圣徒”是事儿是心结，不过政治一向都是朝前看的。历史纠纷向来不是决定国家政策的主要依据。比如世界上但凡上的了台面的国家，都曾有侵略中国的历史，如果纠结于过去，那中国岂不是要与世界为敌？而且40年前，美国刚与台湾断交，承认一个中国，旋即就抛出了《对台关系法》，但中国也并未因此就与美国断交。所以，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梵蒂冈将晚清外籍传教士和汉奸教民封圣之举虽然错误，但并非没有在求同存异基础上，协调解决办法的空间，双方并不至于为这样一件事，闹到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
其实，真正对这段历史有了解的朋友应该知道，中国之所以长期不与梵蒂冈交往，其实是因为这里面牵涉到中国宗教管理制度。
在中国，宗教事务由政府管理。比如天主教，在中国也同样存在，不过却是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形式，坚持“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原则，在政治、经济上更罗马教廷高度切割，仅仅只在宗教文化传承上有一定关系。
这在世界天主教中可以说是独一份。因为天主教机构体系的基本组织原则，就是罗马教廷对全部天主教分支机构拥有最高领导权——这里的领导权不单单是精神层面，现实层面的教会运作管理，也都要听命梵蒂冈——罗马教廷。而中国这种现实层面全自主，只是在宗教文化传承方面有沿袭关系的结构，等于是拒绝罗马教廷之于中国天主教拥有管辖权力，这难免会跟教廷领导下的天主教组织原则形成冲突。
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何中国无法接受天主教的这套传统组织规则？这其实折射出东西方、华夏文明与天主教文明体系之间的根本性冲突。
自秦朝开始中国就采用中央集权制度，在这种社会组织框架下，世俗政治权力站在金字塔的顶端，其他不管是资本权力还是宗教权力，都位居政治权力之下，接受政治权力领导。
在组织机构上，世俗权力通常会设置专门部门，负责管理宗教事务。像在明朝，就在礼部设置僧录司、道录司管理释道二教；而在当今，这个政府部门则是国家及各地的宗教事务管理局。
而对于那些宗教领袖，中国也允许在现实中存在一些宗教领袖，但前提是必须获得朝廷和地方官府的册封，只有这样这个领袖才是合法的：古代中原王朝就曾册封过一些真人、国师，甚至有些信教皇帝还自己给自己加封——宋徽宗和明世宗，就是历史上两位著名的道君皇帝。
而在现代，虽然不再有国教——自然也就没有国师，但对部分宗教，依然保留着册封程序——比如当今在世的藏传佛教两位宗教领袖——达赖与班禅，就是经民国跟新中国两代中央政府册封后才登位。册封这个形式，表明了宗教领袖其之权力的来源，不单单是宗教本身所蕴含的精神认同，除此之外，更需要来自世俗权力的批准——而后者拥有最高决策权！
这种朝廷对宗教领袖的册封，就是中国传统权力结构的体现，即——治权管理教权、教权臣服于治权。
而在文明体系上，华夏文明是人类最经典的世俗化文明体系。主流意识形态——不管是法家、儒家还是红色意识形态，都是无神论至上的世俗化体系，而不是主张有神论的宗教。中国的主要社会资源，也都集中在世俗化组织和拥趸手中。
而中国的这种社会结构，与罗马教廷产生了尖锐的冲突。
首先是教权臣服于治权，这种东方传统，是罗马教廷万万不容的。毕竟，整个中世纪，天主教文明中，教权一直是凌驾于治权之上的。就算近代以来随着科学兴起，西方达尔文社会主义抬头，但起码也是教权、治权互不干涉、并驾齐驱。
所以，罗马教廷天然不能接受教权被治权压制，更不能接受宗教领袖被世俗权力册封——朝廷册封宗教领袖是中国传统，可要知道，在中世纪时，西方国王则都是需要经罗马教廷册封的！就算现在教宗已无权册封政治首脑，但起码西方各国领导上台宣誓时，也还得保留个手按圣经的形式，以表示对教权的尊重。
这下两方就杠上了。要换成伊斯兰教、佛教，甚至是同属基督教体系的东正教、新教，这都还好处理——因为这些宗教或者教派，现实层面并无体系化的组织架构，更没什么广受认可的最高宗教领袖——哪怕有，也都是神仙或者已故去之人，反而没有真正意义活人。
没有严密的现实组织架构，也没有活着的宗教领袖，这意味着这些宗教和教派体系相对松散，世俗权力能较容易的通过间接管理方式，实现对其之掌控。
但天主教不同。它有个活人当教宗，还规定了教宗是天主教徒的最高精神领袖，这就产生了个问题——当教权与治权有矛盾时，教徒该优先听命于哪方？
之于华夏文明，这一点很明确，教权臣服于治权，任何宗教组织体系都不能游离于世俗权力掌控之外，它们想要存在，就必须接受朝廷的册封。
但很显然，罗马教廷掌控下的传统天主教体系对此不能接受。对此中国当然不能容忍，所以解决办法就是，让中国境内的天主教体系，与罗马教廷做现实切割。
其实切割还算是文明的做法了。在古代，中国的处理方式更坚决。明末清朝，天主教传入中国，罗马教廷出台禁令：勒令中国教徒不得祭祖，不得拜孔子，甚至还不准在教堂悬挂康熙赐给天主教堂的御笔牌匾。
这就犯了大忌！这不仅仅文化冲突，更意味着罗马教廷认为中国天主教徒不应臣服于世俗权力。这种玩法，别说本就偏保守的清朝了，就是再开明的中国王朝，对此都绝不能允许——所以等待他们的就是康熙皇帝一纸令下，天主教在中国被彻底封杀。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世俗权力衰落，天主教得以再度入华——并且是以自己的模式。但待到新中国建立，中国经百年跌宕后重新建立中央强权，天主教这套就玩不开了，中央政府强势出手，切断中国天主教会与梵蒂冈之间的现实联系。
总而言之，梵蒂冈主导下的传统天主教组织体系，跟华夏文明的文化基因，中国的社会组织和权力架构有着结构性冲突。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决定了治权高于教权，故中国当然不会允许罗马教会插手中国天主教事务——中梵之间，自然也就长期无法建交。
不过，近年来，情况似乎又起了变化。过去几年，梵蒂冈屡次表达出希望与中国建交的强烈意愿，中梵也曾对此有多多次磋商，甚至一度传出建交在即的风声。
那么，如果中梵建交传言为实，二者又会如何处理双方在理念和文明结构方面的冲突的？双方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解决中国天主教会的管辖权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云石，云石君在下一节《中梵建交的现实可行性》一节中继续为您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