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白宫沦陷》
关于自由民主制度，有一种流行见解：该制度弹性十足，不管谁上台，结果都差不了多少。过去几十年间，这种观点貌似可以解释西方国家为何发达，但近年来的现实发展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反例。当前，眼见美欧国家因为选不出好的领导人或选出不好的领导人而陷入重重危机，一些人仍然固执地坚持这种见解。这种见解之所以广泛流行，其实是受到西方思维中一个常见谬误的误导，这个谬误就是：倒果为因。从希腊古典哲学、近代启蒙主义到二战后社会科学，有一种共同的思想倾向，即以制度作为自变量（原因）来解释国家发展等政治现象。固然，政治制度对一个国家有着重要作用，但在更深层次上，制度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发展的结果，是政治力量达到均衡状态的一种结构性表现。简言之，制度主要是一种结果，而非一种原因。相对于制度而言，政治共同体的构造和维系是更为根本和前置的因素，自由民主推崇者的问题就在于忽视了政治共同体，眼下的西方危机，恰恰可以看作是政治共同体因素对制度决定论的反击。
一旦克服了这种谬误，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自由民主制度虽然一度“看起来很美”，但它是一朵温室中的花朵，它的存在和运行需要十分严格的条件和昂贵的代价。而它的功用，只能是给一个安全无忧、存在共识、大致平等和总体富裕的社会锦上添花，但很难帮助一个国家解决重大的危机和挑战。美国的历史就是最好的例证。
首先，美国政治制度产生于极特殊的环境。
建国之后的一个半世纪中，美国人享受着人类历史罕见的优越条件。独特的地理环境使美国人几乎不用担心安全威胁，不需要负担巨大的国防开支，约瑟夫·奈发现直到19世纪70年代，美国海军规模比智利还要小，历史学家布尔斯廷曾说，“如果说欧洲的政治主要是历史的副产品，那么美国的政治就主要是地理的副产品”。
美国丰富的资源也塑造了（至少在白人有产者中）经济高度平等的社会。中国和西亚各文明在3000多年前就开始遇到人均土地不足和地力枯竭的压力，然而美国人口调查局到1890年才宣布公地分配完毕，也就是说，美国人至此才第一次面临困扰几乎其他所有国家的致命诅咒——资源的稀缺性。自殖民地时期到20世纪晚期，美国始终是劳动力不足而非资源不足，劳动力价格一直比较高，美国的民主增长、人权进步、阶级妥协和社会共识都是基于这一条件。
美国全球霸权的建立也带来巨额战略红利，最直观的例子就是自上世纪70年代之后长期通胀、实际工资收入增长停滞，这本应带来严重社会动乱，但外国廉价商品的持续涌入维持了近40年的低物价。
综上，美国制度的产生是基于一系列之“不可能”，故而才会有“托克维尔之疑”：“我不相信英裔美国人带着他们现在的思想、宗教和民情迁回到欧洲，在不大大改变他们的法制的条件下能够生存下去”。
其次，美国制度依赖严苛条件，却无力制造它们。
至少在安全、共识、平等三个要素同时具备的严格条件下，自由民主制度才能有效运转。美国历史上，当这些条件中的任何一个出了问题，自由民主制度都陷入失能。
19世纪前60年中，美国政治中最大的分歧是关税和奴隶制问题，危机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不断酝酿升级，政治制度却完全无助于分歧的弥合，最后只能靠内战来解决。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经济危机和阶级斗争，在制度框架内也根本无解，最后要靠战争、移民和全球霸权来转移。
至于流行甚广的“美国制度弹性”论，实际上找不到任何严肃的历史证据，美国几乎所有的重大危机都是以超制度、超宪法的方式解决的。
那么，美国的制度能够制造出它所需要的条件吗？在观念的层次上，制度的确可以通过“文化领导权”起一些作用，比如人们经常谈论的美国政治、文化精英如何制造共识等。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自由民主制度并无法制造它所需要的条件。
先说安全：美国诞生于罕见的安全环境，但随着它在20世纪介入全球事务，其外部安全环境不断恶化；自由主义的盛行，比如最高法院近年来在个人持枪权上的判决，也导致国内安全每况愈下，美国制度越来越无法保障《宪法》所承诺的“国内和平”。
最后看平等：美国的社会平等（暂不讨论种族问题）和制度几乎没有关系，而是先天资源禀赋、世界大战和高速增长的产物。自上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盛行以来，美国在不平等的路上渐行渐远，而那套号称“有弹性”的制度唯一的作用就是助纣为虐，而非挽狂澜于既倒。
所以现实与流行的见解相反，美国制度的命运可能不再是“谁上台都行”，而是向着“谁上台都不行”甚至“根本选不出人上台”的方向发展。自由民主在一定条件下的确可以有良好表现，但在根本上，它不是一个能解决问题、建构共识和培育政治共同体的制度，它是一个基于个人和集团私利的制度，只可同甘，难以共苦。泰国、韩国及非洲、拉美一些国家的命运可为美国的前车之鉴。当然，作为超级大国，美国尚未穷尽应对挑战的手段，比如霸权或战争，但如果那样做了，无非是给自由民主制度的作业本上再添上一次“不及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