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生活在台湾的有良知的不折不扣的充满中华民族智慧的精英！
书的作者和为书作序的人 让人很难相信是生活在台湾那样一种社会 真正能静下心来做学问关心世界 关心中华 令人佩服 敬仰
且看朱院士如何“高思在云”，开启他对21世纪世局的探究。他首先用一篇“序曲”，语出惊人地为历史的发展定调。他直言：当前是一个“巨变的时代”，人类社会正面临数百年来历史的分水岭。站在分水岭上，可同时看到四重历史的大反转。其一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体系式微；其二是：第三波民主的退潮；其三是：资本主义全球化陷入困境；其四是：西方中心世界的没落。

他指出，美国的单极体系，从冷战结束迄今不过20年，却正像一个历史空隙中出现的例外。至于西方中心世界的没落，相对地，也正显示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这一反转，会造成最基本层次的结构性变化。朱院士的论断是：西方国家所熟知的世界，已一去不返了。自19世纪中叶以来，以西方为中心的文明观，不仅认为西方国家争夺霸权，追逐所谓的国家利益，原本就是历史进展的必然过程，而其所主张的自由主义的民主，则更是人类意识形态的终点与政府的终结形式。不过，请试想：如果人类社会的共同目的，是在公平与正义的基础上，促进人人的美好生活，很显然地，西方强行殖民主义及争夺世界霸权的主要国家，长年的强取豪夺，何止是摧残公义，且经常成为世局纷乱与灾难之源。

朱院士也毫不避讳地指出：过去以西方文明判定“进步”与“落后”的坐标，已受到相当的质疑，亦即与西方文明接轨的未必是“进步”，而与自己文化传统重新接轨的，未必是“落后”。这真是对以西方为中心的种种说辞所作的当头棒喝！请清醒一下吧，还能再习焉不察，任人摆布，而自欺欺人吗？

朱院士放声直言当前历史所面临的四大反转，如果他对近三百年整体历史的巨变，未能发展及运用他的科学史观，全程地细察、深究，那是说不出的。但在人类社会生活进展的过程中，近三百年的历史流向是极为曲折、汹涌而变幻莫测的，朱院士却能敏锐而精确地掌握其中的主流，而接着在大著中分用五个篇章，针对若干重点，进行多面向及多层次的析论。我不能尽述他通篇大著的精彩内容，但可略举其要及我的一些随感。

三

朱院士首先紧握住关系到西方世界整体结构的两个核心要素：“市场”与“民主”，再进而深入剖析美国霸权的衰退。朱院士指出，“民主”与“市场”一向为西方世界发展的两大支柱。西方的知识分子认为民主可带来和平及良好的治理，经济市场的自由化及全球化更可增进共同的富裕，而美国则是打造经济自由化与政治民主化的主力。因之，整个世界当然要以美国马首是瞻，美国也一向认为争夺及维护世界霸权，具有绝对的正当性。但实际的演变几乎是南辕北辙。在所谓的新保守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主导下，市场机制所造成的则是“弱肉强食”与“劫贫济富”，而少数富豪则一面强势地操弄及掌控民主的过程，导致民众的意见与需求难以正确而公允地表达，一面则自利地影响及削弱国家机构的治理功能，使得公共福祉无法有效加以维护。

朱院士曾征引确切的数据，说明美国贫富悬殊已极为严重。相当多数的民众沦为弱势的贫困阶级，而少数富豪则成为强势的特权阶层。两极化的社会，经常会出现阶级的对立与抗争，进而破坏社会的安定、和谐与凝聚。再看社会风气，普遍流于放纵与拜金。朱院士异常忧心这样的发展，会“奖励自私”、“追求虚荣”，以及诱导“无止境的享乐与无节制的贪婪”。他的忧心实质上牵连到人类生活的社会道德及文化取向的根本问题。我也深感面对如此的“美国风”，已不能不提高警惕，加以深究，决不可一味地盲从了。到了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终于引爆金融大海啸，造成世界经济秩序的混乱，若干欧洲国家陷入金融困境。美国新自由主义所宣扬的“市场万能，自由化万灵”的神话，也随之破产。

美国在朱院士所指称的“变形市场”及“变形民主”的交互运作下，无论经济力、政治力及社会力皆趋向衰退。在另一面，若干传统及新兴民主国家在美国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促动下，效行上述市场与民主的机制，终造成更严重的纷乱。一向被称为“终结价值”的民主，在这些国家却变成“劣质的民主”。所谓第三波民主的浪潮，已开始消退。朱院士且指出，就连美国若干倡导自由主义的重要知识分子，也主张美国的民主体制必须加以改革。总之，美国在“9·11”事件后，虽仍强力地维护单极的世界霸权，但很显然地，已力有未逮，且不再能颐指气使地掌控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了。

四

现不妨作一设想：如果非西方世界仍像过去一般的“落后”，美国的国力纵然呈现衰退，也还能自作调整，弥平一些区域局部性的风暴，而在峰回路转后，也非无可能维持单极霸权于不坠。但这一设想，在中国以惊人的速度崛起后，恐怕已绝少具有可能性了。我完全同意朱院士所强调的，中国的崛起与所发展的中国模式，对全世界而言，简直可称为历史上石破天惊的巨变。中国在1978年才进行改革开放，随即就以最快的速度，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以最广的幅员，进行全面的工业化；以最大的规模，消灭普遍的贫穷。朱院士根据多种研究资料指出，在短短的30余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多项指标，皆一举超越美国。这种转变，已确切地说明全球生产力与财富的重新分配，以及世界秩序在权力及价值结构上的质变。过去以西方为中心的“一元现代性”框架，已不能不为“多元现代性”所取代，而美国单极体系的霸权，也自然趋于式微。

朱院士更意味深长地认为：中国的崛起要放在“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历史大故事中了解。这也就是说，人类世界的整体结构正面临进一步的重组。但我们又应如何理解中国如此震惊世界的发展呢？朱院士特别重视知识探究的态度，并提出发人深省的看法，也就是对中国的观察，决不可先陷在过去所熟悉的历史知识与价值的框架中，因为过去认知与观念的基础，充满着以西方为中心的谬误与偏差。如不能调整先入为主的思维架构，就很易作选择性的评析，从而根本无法获致客观、公允及全面的理解。

上述朱院士所强调的，真是诚哉斯言！试看许多“断言”中国所进行的现代化改革，必然会在某个短期内崩解等等的言论，徒增历史的笑料而已。中国所造成的翻天覆地的巨变，本质上，确实也不是轻易地能从表层可以看得透彻的。朱院士在他的大历史观的视野下，对各种成因，作了严谨而客观的解析，因而能一面纵观世变，一面直指底蕴，使得所谓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模式”真实而鲜明地呈现出来。他在这方面的解析，无论在学术上及对世局的理解上，皆具非凡的贡献。长期以来，我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也有许多关切与思辨，但朱院士的许多突出之见，真是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未言，令我感触良深。现略举数端，以见一斑。

其一，中国从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间，实施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一般皆认为既付出极为高昂的社会代价，且浪费时间，造成历史上的“黑暗时期”。但从另一方面看，朱院士则强调：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建立了非常强大的国家意识，而能在民族复兴的大旗帜下，凝聚社会的意志力于最优先发展的目标上。然后国家即进而发挥最大的动员力及执行力，将全国重要的土地资源及工业资产全部转为国有化或集体化，构成实现改革开放发展目标的最庞大的政治及社会资本。这种社会主义所构成的历史发展条件，当然是其他国家所难以想象与复制的。

其二，朱院士认为中国所实施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另有思维、别具建制的。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一向重视“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而在这一观念的基础上，力求“民享”。至于“民享”的内涵及施政，则实行“精英主义”，亦即在民众整体福祉的考量下，运用科举制度，选贤与能，并集中国力，进行精英治理。这种体制当然反对社会阶层的撕裂与对抗，以及代表个别利益的政党恶斗。朱院士进而指出中国所强调的社会主义，就是以民众整体利益作为“邦本”的进一步构思，而共产党的执政，实质上仍是一种“精英治理”。不过，共产党执政下的“精英治理”，在体制上，则又融入若干现代民主与制衡的设计：如领导阶层的任期制，独立的纪检及问责制，党内与行政干部的培养、选拔、黜退以及民意评鉴制等。这些制度一面可避免独裁与滥权，一面则能发挥精英的专业能力，以提升施政的效能，达到“民享”的主要目的。换句话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特别着重“民享”，而不采取有碍“民享”的“选举民主”或“民粹导向”的“民治”。中国所发展的这种体制，当然为久受西方霸权的欺压而亟谋振兴的“落后”国家提供了另一种发展的参考模式。

西方所一向倡导的自由民主理念，主要建立在个人理性的基础上，并依据公民主权及消费者主权的原则，而达到保障多数人权益及满足多数人需求的目的。这一理念当然为朱院士所熟知，但他在检视西方主要民主国家特别是美国实际的政治运作后，发现在资本主义的操控下，一般民众与精英相比常处在信息、知识、权利极不对称及甚欠平等的地位，既难作独立与自主的理性抉择，也无法达到谋取自身权益与满足自身需求的目的，终于形成朱院士所痛惜的“变形市场”与“变形民主”。再进一步看，作为西方自由人权基础的个人主义，也不能是绝对放纵的。如果任何个人或社群主张“只要喜欢，就可以做”，这必定妨碍到其他个人或社群的自由人权。美国新自由主义的绝对开放的观念，也在某种程度上催生绝对放纵的“变形自由”，或可称之为“新个人主义”，而加重“变形市场”与“变形民主”所造成的社会失序与冲突。

其三，中国的崛起是为了争霸吗？稍看近三百年来的历史，即知主要的西方国家，皆是为了自利而不惜运用各种强制的手段包括武力，掠夺非西方落后地区的资源，并争夺世界霸权及掌控所谓的世界秩序，美国竟常自诩为“世界警察”。朱院士则明确地指称，这种西方中心的霸权观，从来不为中国所认可。中国的领导阶层也从来不主张称霸，且公开拒绝美国所推销的“中美共治”，也就是“两国集团”（G2）的倡议。中国明白地强调不结盟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近年来，中国陆续提出有关上海合作组织、亚太地区、金砖五国，以及“一带一路”等等经济共同开发方案。这些方案实际皆是超越西方中心的霸权观，并绕避西方所主控的世界秩序，而重建和平、对等及互利的世界新秩序。这原符合中国传统“和衷共济”的“天下观”的精神，却也正标示着“非西方世界崛起”的历史巨变。

五

在历史的大浪潮激荡出四个大反转的巨变后，今后人类的历史又将如何发展呢？朱院士的看法是：一方面，全球秩序可能进入一个较长的崩解与重组时期，而在这一时期中，难免会产生某种程度的混乱与失序；另一方面，可能迎来一个无论在经济、文化、宗教、族群等方面，皆更能符合对等、互惠、多元、尊重以及公正、发展等原则的新世界，也就是更能建构一个体现“休戚与共”及“和而不同”理念的全球新秩序。

我个人则对这一全球新秩序，持较乐观的期待。中国近年来与前述有关国家所进行的各种经济发展及文化交流等合作规划，大多皆能符合及体现上述的原则与理念，而受到这些国家的欢迎。2014年10月24日，在东盟极具声望的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于香港的一场演讲中即指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交往历史悠久，实际有机会殖民像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但是都没有这么做。西方国家则占领整个东南亚，如葡萄牙在1509年到达马六甲，两年后就把马六甲占领了。他认为中国很快就可以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无法接受，所以一直把中国当敌人，并制定“重返亚太”的对策，思加围堵。他进而特别强调：中国崛起会为东盟国家带来好处，而不是威胁；在整体上，东盟也不愿意成为围堵中国的桥头堡，且马来西亚的发展更离不开中国。由马哈蒂尔的演讲词应可看到，中国在“和衷共济”的天下观下所推展的“非西方世界崛起”的世界新秩序，会在东方随着太阳和煦的晨曦逐渐升起，光照大地。思念及此，我忽忆起宋代名臣宋祁的词句：“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木兰花》词上阕）。但愿东来的春意，能为世界新秩序中的人类生活，带来盎然的生气与不尽的繁盛。

我与朱院士切磋问学，相知相惜逾数十年。他的博学、深思，以及睿智的识见与高尚的情怀，我常叹为当今难得。现细读他对“石破天惊”的历史巨变的完整论著，让我不禁深为感佩一样是“石破天惊”的他的若干独特之见。这真是难遇的知识机缘，可称一生中的幸事与乐事。想关心历史变局的世人，在通解之后，定会与我同感吧！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