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彭博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已敦促中国最终退出为遏制股市市值被抹掉近4万亿美元的跌势而采取的救市措施。这位因相关讨论未公开而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称，总部位于华盛顿的IMF对中国政府表示，虽然为了防范市场严重混乱，干预总体上是适宜的，但政府应当让市场力量促使价格稳定下来。中国官员向IMF表示，这些措施应被视作是暂时性的。
那么，为何IMF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敦促中国退出救市呢？其背后有何深意？中国又该什么时候才该考虑退市？这些问题，我们不妨进行一些简单的分析讨论。
IMF为何认可中国救市？
中国这次救市，在国际上几乎没有反对声音，包括美国政府、IMF、欧盟等都支持中国救市。西方的这种态度，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的态度截然相反，这是为什么呢？其实，根本原因在于，这次中国这次的股灾根本原因在于市场机制问题，是配资市场过快发展而缺少监控，最终被一些熟悉机制的人借机做空所致。在这次做空过程中，虽然也有外资机构参与，但并非主力，这次中国股灾更非西方有组织的大资本行为或国家行为。也就是说，这次中国股市暴跌，没有西方国家太多的现实利益，这一点和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完全不同。
虽然做空没有太多现实利益，但中国股市暴跌若最终引发金融或经济危机，那对包括美国、欧盟在内的世界经济的影响可一点不会亚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了，这是中国经济当前的世界影响力决定的。在当前美国和欧盟都还处在后危机时代未能走出来时，此时中国真爆发危机，而他们又无法从中国危机中获利，那对他们自己的经济来说可就是雪上加霜甚至冰上加冰了。
一方面是没有利益可图，另一方面是巨大的系统性风险，所以此时中国救市客观上也是在保他们的经济安全，这就是为何包括美国、欧盟及IMF等机构都对中国救市表现得非常“理解”的根本原因。
IMF为何敦促中国退出救市？
那么，既然IMF支持救市，为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IMF又敦促中国退出救市措施呢？在占豪看来，根本原因有三：
一、IMF担心救市影响中国金融和资本市场改革开放进程。
包括IMF、西方的机构以及西方的国家，他们都非常希望中国的金融和资本市场加快改革进程，这样西方资本即可投资中国，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杯羹。中国的金融市场开放和资本市场开放，是西方想享受中国经济发展成果及从未来中国战略中分享红利的必经之路。所以，对IMF（很大程度上代表欧盟的声音）来说，非常希望中国加快推动金融和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
然而，当中国大规模救市后，代表西方经济利益的IMF就担心，中国会不会借机长期干预市场运行。如果中国长期干预，很显然会影响中国金融和资本市场的开放，同时也会让西方资本担心到中国投资的安全。
基于这种逻辑，IMF敦促中国退出救市就不难理解了。
二、IMF担心美国以此为借口进一步阻挠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
IMF敦促中国退出救市应该还有另一个原因。过去一段时间，IMF一直是支持IMF进行份额改革的，但阻力在美国；IMF也是支持推动人民币加入SDR的，阻力仍然在美国。今年是人民币能否纳入到SDR的关键节点，美国已就此明确表示不支持，而中国与美国也正在就此事进行协调与博弈。对希望将人民币纳入SDR的IMF来说，有些担心中国救市成为美国阻挠理由也可以理解。根据华尔街见闻早前的报道，IMF发言人赖斯（Gerry Rice）23日在谈及这一点时表示，中国金融市场波动与人民币是否被纳入SDR货币篮子无关；是否将人民币纳入SDR不会根据短期市场波动来决定。这也表明，IMF是在尽力降低这一事件可能对人民币纳入SDR产生的负面影响。
三、施加IMF对中国政策的影响力。
无论是WTO、WB或IMF，他们都有着一种国际最高组织的优越感，所以他们往往会对他国的经济政策指手画脚和提一些更符合自己利益的建议，这是屡见不鲜的事情。在中国这次强力救市的情况下，IMF自然要发表一番自己的意见，虽然左右不了中国的政策，但也试图通过渠道来影响中国的政策，发挥自己作为国际机构的影响力。
中国应该何时退出救市？
救市时短期行为，这一点谁都明白，这就像有急病吃急救药一样，待病情好了这药也就该停了，否则长期服用对身体是有害。所以，救市在市场稳定后必然要退出。关于这一点，中国官方也回应了IMF称这是短期行为。
那么，中国救市又该何时退市？又该怎么退呢？
关于救市，我们不妨看看其它市场从救市到退出都用了多久。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美国救市，历时4年；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台湾救市历时7年；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香港救市，历时4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德国救市，历时5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韩国救市，历时3年。
从上述其它市场救市的情况看，救市时间最短的也是3年，最长的长达7年。所以，救市关键不在于何时退，而在于救市的目的是否达到了，市场是否稳定了，开始进入健康发展的良性循环了。与上述市场救市背景不同的是，A股这次的股灾并非因为经济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市场机制出了问题。所以，中国这次救市情况也与上述市场救市时的情况有所差异，这次救市的退出时机上可能并不需要等上数年，也许一年半载即可考虑退出时机。这是因为，一方面A股总体应还是处于牛市当中，另一方面中国实体经济也支持股市进一步向好。在占豪看来，当大盘再见新高，市场稳步进入上行趋势后，退出也就可以考虑了。
在退出方式上，个人并不是非常建议直接获利卖股，这样可能会引来舆论的波澜。在占豪看来，将这些股份以某种机制直接进行一次特殊交易比较好，即由社保或养老金出资，以救市的成本价购入这些股票。这样，救市的赢利直接归全民社保或养老金所有，在道义上是没有任何瑕疵的，在操作上也会更赢得市场人心。当然，具体的操作可能需要一些机制的准备，但这应该属于技术层面的东西（譬如，救市的成本就需要扣除，而诸如券商、国企自筹资金救市部分应属于各机构，这些具体退出措施也需要有一个机制化的东西，避免集中退出引发市场动荡）。
稳定市场措施应机制化、法治化
这次救市，最大的意义在于两个方面：
一、我们国家从上到下，从投资者到监管者，都遭遇了一次成本不低的“风险教育”洗礼。这次风险教育虽然代价不小，但考虑到未来中国要成为国际性的大的资本市场，要担负着国家经济发展资金循环大动脉的作用，此时发生这样的股灾比到一万点时再发生成本还是要低得多。毕竟，我们的现实机制摆在那，我们需要更加完善我们的机制。
二、我们国家不但可借此机会构建更加体系化、与时俱进的监管体系，还能借机构建多部门协调的救市体系，这对未来保障国家资本市场战略安全意义重大。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公安部的介入调查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这对未来资本市场与国家安全的关系有重大探索意义。
这次救市取得了成效，但从救市初期缺乏协调和一致性看，我们仍然缺乏稳定市场的机制化、法治化的体系。中国的资本市场未来要发展成为多层次的国际大资本市场，那么就要有一个公开、透明的机制，让市场能够充分地看到，这样国际资本投资中国才会放心。因为，任何不规范、缺乏机制化的东西都会存在太多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是资本最为担心的。
诸如朝鲜、缅甸这样的国家，为何他们难以受到外资的亲睐？除了自己不够开放的原因外，更重要的就是他们的市场缺乏明晰的法定规则，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参与太多，权大于法，朝令夕改（中国的投资在朝鲜、缅甸没少吃这样的亏）。对中国来说，将资本市场的机制法治化非常必要，这种法治化的机制包括中国在应急时稳定市场的应急措施。虽然，救市无法做到绝对的透明和规则化，但可以尽量地法治化和法定化，在什么情况下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给市场一个明确的规则预期。这样的改进，有助于未来中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中华民族处于伟大崛起的最后一个发展阶段（大约30年左右一个大周期，这是新中国后第三个大周期，具体可参考拙作《货币战争背景 中国经济与应对方略》），这个发展阶段资本市场的发展极其重要，可以说担负着为中华伟大复兴这枚大火箭最后一级提供动力能源的作用。作为中国人，我们都应该呵护我们的资本市场的发展，让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为“两个一百年”的目标服务。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中国的资本市场成为负能量的零和游戏，不管是直接参与的投资者，还是没有参与的广大群众，最终都能成为受益者而非受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