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民:中国应立即放开生育(二)
2018-02-16 17:27:00



对话者:戴欢,安民

(先祝大家春节快乐!狗后行大运!因为我没用微信公众号,很多朋友都是在微信圈里读我的文字。微信朋友太多,因此第一,我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一拜年,同时也没办法一一回复大家的祝福。几千朋友的祝福,回不过来,而且如果回复,在微信里我找人都找不到。另外请各位朋友以后遇上过年过节,不用再给我发微信祝福的话了。大家放在心里就成。非常感谢!)


二、人口将会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经济

戴:你可以不可从经济的角度谈谈人口资源的价值呢?

安:这个可以的。我简单地说说吧。

第一点,其实上面也谈到了。庞大的人口,就意味着庞大的消费。因为人活在世上,吃喝拉撒,都需要消费资源来维持生存,这个就会产生社会需求。人口越多,同样的消费水平,需求就越大;如果人均消费量比较稳定,此时人口数量就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规模的总量。

戴:看这样对不对哈,比如几十年前中印经济发展水平差不多,人均收入和消费能力比较接近,而且科技水平都不高,那个时候,决定中国领先还是印度领先,取决于两国人口数量。再比如,假设养一个人一年开支2万块钱,1亿人一年就消费2万亿,10亿人一年消费20万亿。人越多,经济规模越大,是吧?

安:就是。消费水平稳定时,一个国家人口越多,消费越大,经济总量就越大。而且人口越多,消费水平越高,一国的服务业也就越发达,第三产业也就越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并因此而对该国经济规模产生重大的影响。而改革开放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人口基数最为庞大,二是取消了诸多的市场壁垒,这就让中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统一市场,而且从2018年起,它就会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它的消费规模将在2018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

戴:你所说的市场壁垒,是指什么?还有,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统一市场,它有什么价值呢?

安:市场壁垒,简单地说,比如在古代,特别是乱世,河南人运一车枣儿到武汉来卖,只能走陆路。他每到一个地方,要么土匪出来劫道儿,要留下一路的买路钱,要么是官府设卡子,一路收税,每到一个县甚至一个镇都要被收一次税,这样河南的枣子运到武汉,就都变成天价枣儿,那么能买得起的人就少了,价格高,卖得慢;商家运营成本太高,难得盈利,甚至难以求生,所以整个社会的商品经济就难以发展起来;经济不发达,资本积累就难以完成;资本积累难以完成,社会投资自然就少。仅仅这个过程,就涉及到消费、投资两大块,两大块不行,整个社会经济自然就不行。如此,则社会就难以得到快速的发展。但现在中国不一样,这类情况,很多都没有了,中国是个统一的社会,物流很方便,也很发达,成本跟那种情况相比,是十倍八倍的下降。

戴:明白。这类事情其实过去也有。比如过去武汉市制定武汉市的地方保护政策,湖北省制定湖北省的地方保护政策,河南省制定河南的地方保护政策,所以导致全国各省市之间往往就有市场壁垒。就是这样的,对吧?

安:正是。过去我们社会上的确有这个,现在这方面却少得多了。正因为如此,中国商品经济在这几十年中才得以快速发展壮大起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资本积累就得以快速完成。这是改革开放几十年,中国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原因。而且中国高度统一的市场,导致中国企业有一个最大的好处,生产和销售成规模,可以形成规模经济,成本较低,这导致中国任何产业,只要在中国做到第一,往往就容易在全球做到第一。巨大的市场,庞大的规模,低廉的成本,导致中国产品在同其他国家产品的竞争中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比如家电,格力是中国空调第一,它就是世界第一;洗衣机,海尔和小天鹅,中国第一第二,就是世界第一第二;地产,万科、碧桂园、恒大是先做成中国第一,后来就做成世界第一。银行,工行中国第一,就是世界第一。钢铁的说法最有意思,全球第一,中国;全球第二,中国河北;全球第三,中国河北唐山。汽车玻璃,福耀曹德旺,等等等等,太多了。这样的例子,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多。

而且,如果看我05年以来对人口的研究,就会发现,这其中的内在逻辑是非常有意思的。


三、以前的研究方法及其内在逻辑

戴:这个我很感兴趣,你的内在逻辑。只是你能不能说得更具体一些呢?

安:人口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是有其内在规律可寻的。

比如1990年,中国新生人口是2524万;2002年,它就降到1600万左右。这其间减少了900万左右。我们需要注意,从1990年到2002年,是中国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社会高速发展,经济高速增长,结果正是市场经济救了中国。

戴:市场经济救了中国?这个怎么讲?

安:这个回归到人口变化就很清楚。1990年中国出生人口2524万,1994年就降到1946万,4年中下降了578万,这个对经济应该有不利影响的。只是当时中国搞市场经济,而且处于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发展阶段,经济高速增长,社会生产率迅速提高,人们的收入高速增长,这些因素对经济的正面影响,完全抵消了新生人口下降对经济的不利影响,以致中国经济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还能维持高速增长。

戴:能不能更具体一点呢?

安:好的。比如1990年,中国人的工资收入才百十来块钱一月,一年收入一两千块钱,多超不过3000元。但是到2002年,大家的收入已经达到一年几万了,03、04年武汉市有不少人收入达到10万以上。这十几年时间,收入的高速增长,导致人们的消费能力大幅提升,以致前面所讲的新生人口下降的不利影响,被经济高速增长和人们收入快速提高后社会消费能力的快速扩张所掩盖。所以,我们才说中国当年的新生人口下滑,遇上了市场经济,遇上了社会高速发展和人们收入迅捷提高,导致社会消费能力大幅提高,导致人口影响的不利因素并没有发挥出来,而被经济高速增长的有利因素所抵消。这是1994年以后中国经济发展中碰到的第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情况。

戴:那么后面的人口变化,会不会也像这样呢?

安:现在中国社会和90年代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主要有两点:90年代尽管出生人口快速下降,但总人口到2023年依然是上升的。因为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75岁,1919年出生的人口,怎么也没有1994年出生人口多,这导致人口在总体上还处于增长之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经济增速的变化。90年代后是20余年的高增长,现在则是中速增长,根据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未来一定会进入到低速增长阶段。我们不知道这一天它什么时候到来,但它一定有来的那一天。而且,我们认为这一天的到来不会太久,不会是30年后,甚至不会是20年后。如果15年或20年后,中国经济进入低速增长,那么到时人口的变化对社会经济的最终约束作用,就一定会体现得淋漓尽致。

戴:人口变化对社会经济的最终约束作用,就一定会体现得淋漓尽致?这句话怎么理解才比较合适?

安:如果经济增速像美国日本这样,一年只有百分之一二,而人口根据我们的测算,最高年份中国甚至会有1%到1.3%的下降,那么此时人口降这么多,人均GDP只有增长1%到1.3%,中国的经济规模才保持上年的水平,总体上并没有增长;如果人均增长2%,中国的经济规模才增长0.7%到1%。这是人口下降对经济的不利影响。要知道后面人口的下降对经济的影响不是一年两年,而是几十年连续不间断地如此,你中国经济内在再健康,也架不住连续几十年人口的下降。如果在同期,美国人口还是增长的,那么在中美的竞争中,中国的不利因素会越来越突出,因为我们自废了武功,把中国最大的人口优势变成了人口劣势。

戴:我好像明白了。

安:到那时,因为经济低速增长,人们的收入一定低速增长,就像美国欧洲,他们普通老百姓的收入,可能十年二十年没有多少变化。此时,人口总量对经济总量的约束作用就立马显现,而且人口数量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将会梯次显现。

戴:怎么样梯次显现呢?

安:比如当初中国每年生2500万的孩子,他们一生下来,得吃饭穿衣,得用尿布等婴童产品。因此,如果一年只有1500万的新生儿,就少1000万个孩子的需求。这个现象在90年代初因为社会经济高增长没有显现出来,未来一旦进入低增长,人们收入不会那么快地提高,那它的作用就一定会显现。因此,最先感受到孩子变化对需求影响的,是城乡妇产医院、妇幼医院。比如原来,我们小的时候,农村孩子由接生婆接生,后来就变成乡镇卫生院接生,接生婆没人请了,挣不到钱了;再后来县城医院很俏,乡镇卫生院接生没有市场;现在是省妇幼医院、儿童医院、协和同济等三甲大医院俏,县城医院生意一般了,乡镇卫生院则基本没有人去生孩子,他们最先感受到孩子生少了对他们生存的影响。同样的道理,0到1岁时,奶粉和牛奶生产企业最容易感受到孩子数量变化对行业的影响,但现在中国经济仍在中速增长,农村孩子过去基本不吃奶粉,现在也吃,因此奶粉和牛奶生产企业现在的感受不太明显。但哪一天农村孩子都吃奶粉了,孩子再一少生,奶粉行业的天花板就到了。3岁开始,幼儿园和幼儿出版物的出版社会感受到这个影响,6岁开始,他们进学校读书,那时教材教辅出版业就会受到影响。

戴:我给你带来的文章中你讲过,小学生50元/人,初中生90元/人。

安:是的,这是当初的标准,现在也许有些变化,但变化有限。这个账很简单,小学生每人每学期50元,一年100元,初中生180元,那么如果全国一年有1亿在校小学生,则一年小学教材收入是100亿;有5000万初中生,则初中教材收入一年是90亿;如果小学在校生同高峰时比一年下降1000万,初中下降500万,则一年减少教材收入19亿。多个年级的影响就会比这个要大得多。这是教材教辅出版单位感受到的收入变化。

社会变化会比这个要复杂,因为涉及到人均支出的变化。有时人均支出提高,会对冲人数下降带来的不利影响。就像前面所讲的90年代的例子一样。一年1000万的人口减少,而且高峰时比这个要多得多,数据一累计下去,影响就很吓人的。

戴:你认为,这些人数的变化,会按照年龄梯次,一年一年地向后面传递,依次影响下去。是这样吗?

安:就是。比如到他们结婚前,就会影响到房地产市场和汽车市场,婚礼市场、婚纱摄影市场、婚宴市场甚至花卉市场。全国一年有2500万人结婚,与一年只有1500万甚至1000万人结婚,对房地产市场和汽车市场的影响是很大的。不是别的,因为教材的单价太小,影响不明显,但房地产的单价很大,一套几十几百万,对行业的影响就大了。

戴:也就是说,随着中国历年出生孩子的变化,特别是出生人口的大幅下降,未来这些数据一定会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经济,而且是有年龄层次地,随年龄变化而变化。

安:对。未来结婚人口下降会影响到房地产需求,这是肯定的。中国婚龄平均为26岁左右,那么2018年结婚的,主要是以1992年出生人口为主;1990年全国出生人口2524万,1994年就降到1946万,因此到2020年,578万结婚人口的下降,就会导致房产需求的下降。这是大局,也是逻辑;而且到2036年,还会有360多万的下降。

所以,消费品种随新生儿年龄变化而出现梯次变化的节奏,是为人口变化所影响的。这是我们早就有了的判断,前面有文章讲得很清楚,到最后就影响到家庭服务机器人的社会需求量。

戴:那篇文章我看过,只是不是特别理解。为什么你把那个时间定在2027年而不是其他年份呢?

安:逻辑是这样的。机器人开始进入家庭,一定是高收入且特别需要机器人做家政服务的家庭才有真实的需求,而且也买得起。这样就会将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的购买行动。在我观察的人群中,读过大学、且后来在社会上取得了很高社会地位的人群,他们出现概率比较高的,是1957年生的人,1957年以前的,比较少。越往后,这样的人群越多;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只生一个孩子。因此,到他们70岁时,机器人进入家庭的社会条件自然就成熟了(技术条件到时也应该会成熟)。这个不难理解。不过还有一个时间,中国人口最高峰的时间,我们判断也是在2027年。

戴: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是1957年出生的人影响的吗?(未完待续)